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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苑:第一部公民教科书的诞生-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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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苑:第一部公民教科书的诞生-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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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浙江吴兴人方浏生编辑的国民学校用《公民读本》,台湾教育史家司琦教授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公民教科书”1。若限定在国人自编教本的范围,笔者同意司琦教授的论断。《公民读本》是1922年壬戌学制建立公民科之前为数不多的公民教科书之一,其“编辑大意”说明主旨是教授“公民所必需之知识及道德”,并列出八个要点2:甲, 民国组织之大要;乙, 民国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丙, 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权利、义务之大要;丁, 国家财用与国民生计之大要;戊, 法治国之精神;己, 自治制之大略,及其能力之养成;庚, 国际竞争及现世界之趋势;辛, 民主国立国之元气。 教本上册有国家、国民、民族、国体、政体、国会、政府、法院、国民之权利义务、法律与道德、自治和选举等课文,下册有军备、警察、户口、租税、国债、预算决算、货币、教育、生计、公众卫生、外交及欧战等课目。 第一课《中华民国》,说明我国两千年来“君主专制,不足图治”,因而“起革命军于武昌,全国响应,清廷逊位,中华民国于是成立”3。开篇讲述国体变革过程,给人强烈的历史定位感。 《政体》一课对比立宪与专制,说明分权制衡机制: “立宪与专制之别,即在主权作用之有限无限。盖立宪之国,既有宪法,以定政权所属。又设国会以立法。设法院以司法。政府失政,国会得弹劾之。诉讼裁判,法院主之。行政官不能干涉。故政治趋于正轨,人民无所冤屈。专制国则反是。政权无限,威福自专,人民冤苦,末由陈诉。积久溃决,必起革命。现代各国,或由人民请求,或由君主自动,均已改为立宪政体。否则人民革命,变为民主国体,而行立宪政体。我中华民国亦其一也。”4 《国会》一课告诉学生,国会由人民选举议员组成,“国会之行为,不啻人民之行为”。国会职权包括立法权和监督财政权:“凡政府收入支出,事前必编造预算,求国会之同意。事后必编造决算,得国会之承认。”5 《政府》一课讲述大总统的性质、产生方式、权能及任期,并介绍国务院的组成及政务施行程序。 《选举》一课强调“选举为人民之权利,故人民不当放弃选举权”,选举的原则是:“其人而果善也,虽与我绝无私交,我当举之。其人而不善也,虽权足以制我,利足以动我,我亦不当举之也……”6 课文最后总结中华民国的根本精神:“自大总统以至各级官吏,皆为国家之公仆。故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治于人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7 这些课文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基础的政治常识,是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的必备知识。很难想象在近百年前的教科书中已经有如此妥当周全的论述。 该书为“国民学校”用书。民初学制划分小学校为“初等小学校”和“高等小学校”,初小修业4年,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将“初等小学校”改为“国民学校”,修业年限不变。作者说明这部读本就是遵照《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而编8。课文文辞雅驯、论述中平,没有空洞的道德说教,以近代国家结构和运行机制为核心,强调国体变更、政体改革的意义和中华民国的历史地位,这是一种宝贵的现代启蒙。 读本的编辑者方浏生已不可考,不过笔者搜罗查知他编写过数种教本。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编著的儿童识字书《蒙师箴言》,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他编写的高等小学用《新式修身教科书》已发行至第7版。该书的校订者也是学有专精、具有新知识和新理念的学者——主要校订人是著名政治家、法学家、外交家王宠惠,1917年王宠惠结束护国运动后赴京担任法律编纂会会长,在此期间校订了该读本。另一位校订者是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该著通过教育部审定并多次再版,市场影响俱佳。 更重要的是,如果对照方浏生自己所编著、销量不错的《新式修身教科书》——观其第一册22课目录:慎独、不妄语、尚朴、有恒、进取、求知识、修技能、勇武、致良知、力行……9,可以看出《公民读本》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知识结构,在知识内容和观念培养上与“修身”教本几无重合。在“修身科”尚未退出课程体系、“公民科”尚未登上历史舞台之时,它开创了日后公民教科书的知识体系,标志着公民教科书的诞生。 二 方浏生的《公民读本》并非无源之水。 众所周知,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已经产生了含有政治权利和社会结构意义的“公民”概念,不过古希腊的公民将妇女和奴隶等排除在外。近代意义上的“公民”伴随着资产阶级政体的确立而建立,公民作为政治参与的主体在各国宪法中获得认可。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公民”一词出现很早。《韩非子》中有“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10,但其含义略近于“具有公心之人”,并不具有政治参与内涵。正如马克斯·韦伯认为的,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公民观念11。 晚清以来,近代政治常识尤其是国家制度学理等知识开始引介到中国。尤其是清末十年,日文法政类书籍被国人大规模翻译出版。熊月之曾列举出清末“译作最多,成效最大”的若干法政著作,指出它们“将西方国家观念、国际观念、法制观念、天赋人权观念、权利义务观念、自由平等观念,集中而具体地介绍进中国”12。这些近代公民应具备的常识推动了“公民”概念的萌发。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出现于19世纪末。1899年,改良派思想家何启、胡礼垣在《新政真诠》中呼吁设议院、张民权,指出“议院一开,则用人之法必变,无论科甲之士,商贾之家,皆得为议员,但须由公民举”13,金观涛、刘青峰认为这是中国人最早用“公民”指国家成员的意义14。1902年梁启超发表对于教育政策的看法,呼吁“今日欲立国于大地,舍公民自治,其无术矣”15,“公民”一词在梁启超这里更加具有近代政治参与内涵。蔡元培曾指出中国公民教育从晚清开始,19、20世纪之交“公民”意识的萌芽证明了他的论断16。 在这种浪潮的推动下,晚清一些新式教科书中,逐渐出现有关近代公民知识的课文。1903年文明书局出版一套“蒙学教科书”,其中《蒙学修身教科书》是近代学制确立后的第一部较有影响的修身教本。此书分修己、保身、待人、处世四章,有关守法、纳税、财产和政治等内容属于“处世”章,相关课文有: “纳税者皆有监督用此税项之权。”17 “我于公财产无取用之权,我于私财产有支付之权。”18 “天下无无政治之国家……同一政治,必民之多数以为可者,方著为令。”19 这些论述已明显属于近代政治常识,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新认识。 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在晚清也编有修身讲义。1910年清廷尚未覆亡,他的讲义就论述“君主国体”和“民主国体”的区别,“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立的“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之别20,较早介绍三权分立等知识。这些固然是晚清新政和立宪舆论浪潮的推动,但也不能不让人佩服其胆识。 1906年广智书局出版了麦鼎华译日本元良勇次郎著《伦理学》,课文虽然论述“臣民相互之关系”,但开篇先论“自己”,其后讲“国家组织”、“政府与人民之关系”等21。蔡元培为之作序,申明中国传统学术缺乏国家伦理和“蔑视个人之权利”之弊22,认为此书可补此不足,“吾愿我国言教育者,亟取而应用之,无徒以《四书》、《五经》种种参考书,扰我学子之思想”23。该著是晚清少见的强调“个人权利”的著作。或许正是由于蔡序对“个人权利”的肯定,学部大为不满,指斥该书“中西学说杂揉其中,且有蔡元培序文,尤多荒谬,下令查禁”。不过这部书还是很受学堂欢迎,商务印书馆加以变通,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而出版,各省中小学堂“仍多用之”24。 清政府于1905年底成立学部,为实现“国定本”目标而与民间出版机构展开竞争,它的教科书也介绍一些近代政治知识。学部第一次编纂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有一课“国家三要”:“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政事者,主权之谓也”,“一国之人,当同心协力,以助其君上共保主权,勿使为他人干预也”25,教育目的是使“通国之民,皆具忠君爱国之诚心”26。由于学部所编教科书数量较少质量一般,影响不如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民营机构的新式教科书。 民国建立之后,教科书中的政治常识有所增加,也更接近近代政治学。 伴随民国建立而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可做代表。其高小用书共8册,每册十几至二十几课不等。涉及近代政治知识的课文有自由、人道、守法律、纳税、服兵役、选举、博爱、人权、国际道德等,数量明显比晚清增多,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在教科书中获得高度肯定。“人权”一课讲道:“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人权“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课文要求“使学生知保护人权”。27“共和教科书”通过教育部审定,当月就再版5次,四个月后再版达15版,获得很好的市场认可。 另一部《中华共和国民读本》有“权利”一课讲说:“政治家有言曰,鱼之游泳于水中也,出于自然。人之生于斯世,其必有权利者,亦出于自然。此即权利出于天赋之说也。次之有社会契约之说……”28天赋人权观念和社会契约理论堂而皇之走进教科书中,这是很大的超越,也是民初教科书的突出特点。 “共和国教科书”和“中华教科书”几乎垄断了民初教科书市场,它们的影响不容小视。日益增多的近代政治知识说明,教授公民常识、培养儿童认识和参与社会的意识越来越成为普通教育固有之意。这种背景下,方浏生《公民读本》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 其实在1917年1月,有两种公民教科书同时出版。一种是中华书局出版、方浏生编辑的国民学校用书《公民读本》,另一种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刘大绅编辑、陈承泽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就内容之完善和影响而言,前者略拔头筹:《公民读本》上下两册共30篇课文,内容丰满,编校者影响较大;该书还有教授书配套发行,初版后不断再版,1925年已至第18版。《公民须知》仅有19页,未发现再版情况或其他后续影响。故而方浏生编辑的《公民读本》配得上称“第一部公民教科书”。 要强调的是,公民教科书的诞生、公民教育的开展,离不开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规制。 20世纪初“壬寅-癸卯”学制建立,确立起近代教育制度,顺应并推动了公民知识的传播。不过从《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到民元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都没有“公民科”的位置。随着“公民”概念被社会广泛接受、公民教育观念日益增强,它才逐渐从边缘知识成为学堂课程。 1916年1月,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规定修身科从第三学年起,在原授“道德之要旨”外,加授“公民须知”29。同年10月,教育部再发部令对施行细则进行修正,加入一项说明:“自第三年起兼授公民须知,示以民国之组织及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30。这是公民知识进入学校课程之始。方浏生的《公民读本》就属于修身科目下的“公民须知”,本文开头所列“编辑大意”即以此修正细则为根据。 方浏生编写《公民读本》的时代,国家政局并不安靖,“共和”国号有名无实。教育界人士深思认为 “国民之无公民常识当为重要原因”31(方浏生也当是赞成者)。教育部于是联合各界同仁成立教育调查会,于1919年拟定“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教育宗旨32,明确指出“共和精神”包括“养成公民自治习惯,俾人人能负国家社会之责任”33。公民教育成为“发展共和精神”的题中之义。几年后的1922年,“壬戌学制”确立——这是中国近代存在时间最长、影响至今的学制系统,次年《新学制小学课程纲要》公布,“公民科”取代“修身科”成为学堂科目,由此书写了中国公民教育的华章。此是后话。 公民作为现代民主教育的核心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对近代教育思想及其价值的发掘,公民教育研究重新成为热点。从正本清源的角度看,呈现历史实景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意义。我们有必要回望并发掘曾经拥有的“公民教育”经验。1 司琦著《小学教科书发展史》,国立编译馆主编,台北:华泰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2005年,第1007页。 2 方浏生编辑:《公民读本》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17年,编辑大意。3 方浏生编辑:《公民读本》第一册,第一课。4 方浏生编辑:《公民读本》第一册,第六课。5 方浏生编辑:《公民读本》第一册,第七课。6 方浏生编辑:《公民读本》第一册,第十五课。7 方浏生编辑:《公民读本教授书》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17年,第十五课。8 方浏生编辑:《公民读本》第一册,编辑大意。9 方浏生编著:《新式修身教科书》第一册,中华书局,1917年第7版。10 《韩非子·五蠹》。11 德里克·希特:《公民身份——世界史、政治学与教育学中的公民理想》,郭台辉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第4页。12 第659页。13 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14 金观涛、刘青峰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509页。15 梁启超:《教育政策私议》,《饮冰室文集》之九,第三九页,《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16 蔡元培在1912年曾说:“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见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6页)。他把晚清五大教育宗旨之一的“尚公”宗旨视为中国公民教育的开端。17 李嘉榖编著:《蒙学修身教科书》,第一百十一课。18 李嘉榖编著:《蒙学修身教科书》,第一百十四课。19 李嘉榖编著:《蒙学修身教科书》,第一百十五课。20 陆费逵编《修身讲义》,第53页。21 麦鼎华译、元良勇次郎著《伦理学》,广智书局,1906年第5版。22 麦鼎华译、元良勇次郎著《伦理学》,蔡元培序。23 汪家熔:《蔡元培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第481页。汪文所引为1908年文明书局的又一个版本,书名为《中等伦理学》,与广智书局出版的《伦理学》作者、译者相同,且同为蔡元培序,故是同一著作无疑。24 《教科书之发刊概况》, 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开明书店,1934年,第121页。25 学部编译图书局编纂、印刷、发行:《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第二十二课。26 学部编译图书局编纂、印刷、发行:《初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第十册,宣统二年,第四十九课。27 庄庆祥编纂、庄俞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教授法》第六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第二十四课。28 庄泽定、秦镐:《中华共和国民读本》上册,中华书局,1912年,第六课。29 《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811页。30 《教育部令第20号(修正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824页。31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华书局,1929年,第十八章,第349页。32 《教育调查会第一次会议报告》,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859页。33 《教育调查会第一次会议报告》,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8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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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国,美国阿勒根尼自由文理学院(Allegheny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

  

   在晚近的思想史研究中,教科书作为史料和研究对象的双重价值都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和传统的思想史偏重梳理有独到贡献的精英思想家的观念相较,近几十年的思想史研究一直呈现向思想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言说语境拓展的趋势。[1]思想史研究还越来越注意到 “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关注焦点由中心转向边缘, 由经典到一般,由精英思想转向生活观念。史料也逐渐由经典论著扩展到各种可能的素材,包括常备读物和流行读物。[2]同时,研究者越来越注重除思想本身以外的传播方法和路径,重视对知识的生产者和接受者角色的界定和动机,策略的审视。也就是说,对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具有知识社会学的色彩。在这一背景下,研究者的目光开始聚焦于中国晚清和民国印刷媒体,而最新的趋势,则是将注意力转到中小学教科书上。[3]当然,同样作为思想和知识载体印刷媒体和教科书是有显著区别的:前者针对是成人读者,有相应的商业利益或党派政治目标驱动,而后者承担的主要功能是正规的学校教育,对象是中小学生,目的是普及一些重要观念和知识。

  

   在这一大背景下,Peter Zarrow (沙培德)的新著, Educating China: Knowledge, Society, and Textbooks in a Modernizing World, 1902-1937 (《教育中国: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世界中的知识,社会和教科书,1902-1937》)不仅充分利用了教科书作为一种重要史料系统地重建晚清和民国的思想状况,还将关注重点引向基础和中级教育这一对于国民思想形成具有深远影响,而尚未得到更多关注的领域,体现了由高端精英话语向中层普及话语延伸的研究趋势。在沙培德看来,他所检视的教科书体现了变动中的思想具有普遍性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而同时又不乏内部的多种声音乃至争议(页6)。作者的问题意识集中在现代中国公民意识,国家认同,及现代世界观,历史观的形成,因此,在对教科书资源的选择利用上,重点关注相关教科书通过国文读本,道德和公民课本,历史教材和地理教材四个主要门类向学生传达了何种带共性的“讯息”(messages),而对与核心议题相关度不大的现代自然科学和数学教育则存而不论(页6-7)。同时,他也把对作为史料的教科书的选择限定在国家正规教育体制以内的教科书,而不讨论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只针对女学生的教材。正如作者明确指出的,这项研究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史,(institutional history),也不是对学生文化(student culture)进行的专门研究。在笔者看来,沙培德教授在这里进行的,仍然是他一贯坚持的思想史研究方向,只是将视角稍稍下调,从纯粹精英知识份子的论述转入教科书这种普及性的文本,而教科书的一大特点,如作者本人指出的,在于其既不极端激进,也不极端保守的主流和温和改良性质(页7)。[4] 这本新著再次提醒思想史研究者和读者,思想史研究未必必须关注最为保守或最激进的极端思想,完全可以给予主流和中层的知识和观念以更多的关注。

  

   一、教科书的意义

  

   1949年前中国的公民教育,在当今中国大陆文化界的讨论中,已经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但是,最早致力于倡导“公民教育”的李慎之先生写于1999年的这段话仍是值得引述和思考的:

  

   “说来惭愧,十年前,我曾在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当过五年委员,也算是参加国家立法工作了,可是我所依凭的法律知识居然不过是六十年前从初中学到的那一点儿东西。”[5]

  

   这段文字,沙培德教授可能未及过眼,其实对于Educating China这本专著来说,应该算是极有价值的佐证,因为“六十年前”正是1930年代,李慎之先生当时所受的正是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而在其间学到的法律知识到六十年后仍然对他有着深远影响。

  

   另一段文字则颇能说明清末民初先进知识分子对国民教育的积极态度的。在一封1911年11月由周作人起草,鲁迅手订的私人信函中,周氏兄弟在武昌首义后不久即注意到国民教育的重要意义:

  

   “侧惟共和之事,重在自治,而治之良否,则以公民程度为差。故国民教育,实其本柢。上论学术,未可求全于凡众。今之所急,惟在能造成国民,为国柱石,即小学及通俗教育是也。”[6]

  

   对于教科书对国民思想,特别是受教育的社会中层的型塑作用,Educating China一书引言部分一开篇就用自己独到的方式揭示。作者首先假想了一名1904年满7岁的中国男童。这名男童所受的教育包括每天读经至少两小时,识字,上的其他课包括修身—孝顺,爱国—和历史,地理等。到了1910年,他或许进入高小,开始更多地了解“国家”这一概念,他很可能选择学习日语作为外语,并开始研习数学和科学。他的历史教科书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朝代兴衰,清国的胜败,乃至宪政的必要。他的地理书教授世界各地的人种和宗教,和包括中国人文地理和地形地貌在内的实际知识。他很可能读到宣传反清革命的小册子,而到了1919年,这名学生很可能就出现在五四运动的队伍中。作者接下来继续想象另一名1920年入读小学的7岁女童。她接受的是男女合校教育,但这让她的父母略微担心。她了解民国的旗帜,学习爱国,掌握关于动植物和衣着的基本知识,但不再研读儒家经典。在女子初中阶段,她完全使用白话文,大多数的课时被用来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她会选择英语作为外语,了解伍德罗·威尔逊和托马斯·爱迪生这样的西方名人。在高中阶段,她将学习三民主义和传统道德,懂得中国在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中的危险处境,她相信孙中山的学说是建立新中国的基础,却不确定国民党政府是否足够强有力。到1935年,22岁的她很可能参与一二·九学生抗日救国运动。也就是说,这两代人的价值观和政治取向,都或多或少是学校教育和教科书影响的结果。

  

   二、制度环境

  

   沙培德教授在全书的第一章中首先检视了晚清和民国中小学教科书产生的制度环境,即国立学校系统,及其构建过程。在这里,乃至全书中,作者并未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界,把晚清和民国分为两橛,而是视为制度和思想流变中一脉相承的连续体。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国家主导的强制普遍义务教育的倡导和实施始于清末,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商务印书馆在1902年开始注意到编印教科书的商业价值。政治和社会精英想让清末的中国学生学习什么? 沙培德的研究揭示出:这是一个以学部为代表的官方机构和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间出版界互动和博弈的过程。在学部看来,普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忠君的国民,以对抗革命的异端邪说,同时,教育也是通过动员民众实现强国的一种手段。学部强调尊孔,重视普及“国学”,并注重把“公”这一概念灌输给中小学生。“公”在这里被定义为一切私人范围以外的领域,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作为集体概念的人民。学部的教育方针还重视对学生进行军事体育训练(页19-20)。自1906年开始,学部不仅负责审查各类教科书,还自行编定教材,对于“平等”和“婚姻自由”一类观念,学部视为过激思想严加防范。然而,即便如此,带有异议性质的思想也仍然有一定的微妙的生存空间,因为民间编印和翻译教科书的实践在1911年前后都从未停止,而私立学校直到1920年代末都可以自由选用教科书(页25)。

  

   当然,辛亥革命为教科书编写带来了一个重要转折,因为民国教科书中取消读经,并开始在男女合校教育中灌输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在蔡元培主导下,民国初年的教科书注重军国民教育,美学,学生的个性发展,在道德和知识技能之间寻求平衡,力图培养学生健全的“世界观”和与人类全体共命运的体验。沙培德还指出,即便在1910年代末期,激进和保守两派的政治和文化观念日渐分途之时,对于“公民”教育的目的和性质仍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包括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民能够真正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文化存在各种遗毒,迷信必须肃清,伦理必须重建等(页31)。到了1923年,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以公民课取代修身课,并将“社会”这一重要概念引入中小学教育。中小学社会科课程包括公民,历史,地理,卫生等。笔者在这里想补充的是,1923年官定课程设置和教科书中的这一“社会”转向,和五四时期“‘社会’概念作为中心话题”出现有着直接的关系,是自清末到五四知识界持续关注社会问题对中小学教育的最终影响。[7]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由精英思想话语成为中小学教学内容,最终进入受过教育的国民的集体意识的过程,正集中体现了现代中国思想的一些关键概念由上至下的传播和扩散。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对于教科书的影响,可以说毫无悬念。以反帝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在1925年后风起云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戴季陶的主导下全面进入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定,成为国民教育的思想基础。如沙培德指出的,国民党人的关注焦点在于培养“爱国主义”,服务于其反共的主要目标(页39)。

  

   然而,如果把晚清至民国教科书的发展轨迹化约为一个最终走向国民党党化教育的过程,注定是过于简单的。沙培德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于看到晚清/民国社会的开放和多元化。在一个多元的光谱中,民国政府事实上从来没有绝对地垄断所有教育实践和知识话语:“乡村识字运动,城市夜校,传统私塾,职业教育,海外留学,官办学校系统,由从世界顶尖大学获得学位归来的学者任教的大学”(页40)。在教科书的编篡中,尽管有政府的指导和审查,形形色色的编篡者本人还是充分发挥了社会改良者的功能。

  

   三、现代公民教育

  

在第二章中,沙培德重新从清末开始,集中探讨识字读本的编写。作者首先指出新政时期的识字教育和传统蒙学的区别在于现代新概念和语汇的引入,例如“公民”,“宪法”,“民主”,“爱国”,“进步”,“公园”,“铁路”等,其根本目的在于进行初步的公民训练。在这一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发挥民营出版业的优势,特邀文学翻译家林纾以古文编写中学教材。到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明令用白话文编写教材,并使用标点符号,而这一进步同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之一。作者指出,1920年代的国文教科书不仅逐步全面转向白话文和新式标点,还将“文学”的欣赏范畴从传统的诗歌扩展到小说和戏剧,并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智力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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